死亡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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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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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应邀在这里做一次学术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死亡与人生”。主要讲五个问题:(1)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2)死亡与人生的远程筹划;(3)死亡与人生的价值评估;(4)死亡与人生的天地境界;(5)死亡与人生的运行节奏。

  

   一、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

   讲死亡问题,首先面临的是生死关系问题。在生死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生死两橛,主张生死两分,把生死视为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生死一如,强调生死的一体两面,认为离开了死亡,我们便不可能正确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人生,我们讲死亡,其目的全在于讲人生。我们是主张和强调第二种观点的。而且,我们还认为只有破除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持守生死两橛的观点,死亡的人学意义就不可能充分开掘出来,死亡文化或死亡哲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人们之所以将生死对置起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一个自然事件。而对作为“自然事件”的死亡又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传统的理解,这就是“心脏死亡”;认为一个人只要心脏跳动,他就活着,他就还是个人;如果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失去了生命,而不再是一个活人了。但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主张和提倡“脑死亡”。脑死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毛拉赫(Mollaret)提出来的,其中心观点在于:脑死亡等于人的机体“整个死亡”。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脑死亡了,他作为一个人事实上也就死亡了。这种说法,与我们关于人的传统定义也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将人理解成“理性的动物”。如果一个人的脑死亡了,他就不再可能开展任何类型的理性活动,从而他也就不再作为一个“理性动物”而活动了,而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而活动。事实上,随着人的脑死亡,不仅人的理性活动会随之停止,而且人的感觉活动也会随之停止,甚至人的动物式的活动也会随之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甚至连一个动物也不是了,因为他往往比一个“植物人”还“植物人”。“脑死亡”这个概念是1959年提出来的。9年以后,即1968年,哈佛大学不仅进一步明确界定了脑死亡概念,而且还制定了人类第一个脑死亡标准——哈佛标准。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哈佛标准。我们国家也是其中之一。[①]这样一来,就引生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人在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之前为生,在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之后为死。生死问题因此就成了两个截然二分的问题。如果有什么关联的话,也只有一种时间在先和时间在后的关联。第二个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死亡问题的人学意义也就从当事人转移到了他人或后人身上,转换成了临终关怀和殡葬问题:在心脏死亡的情况下,死亡问题就直接转换成了殡葬问题,而在脑死亡的情况下,死亡问题便转换成了临终关怀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死亡问题,并不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自然事件,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从而,我今天做这个讲演,也并不是希望同学们毕业后,都去做从事临终关怀的护理人员,或从事殡葬行当的殡葬人员。当然,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做,我也不会反对。我今天是从人生设计的角度,从自我筹划、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谈死亡问题的,是从人生观的角度和高度来谈死亡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我谈的是死亡问题,从实质上看,我谈的却是人生问题。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明确反对生死二分的观点,鲜明提出和强调生死一如的观点。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人讳谈“死”字。诸葛亮的《出师表》的第一句话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句话是个事实判断,比较贴近史实。184年,刘备桃园三结义,开始起事。与当时参与镇压黄巾军的群雄不同,刘备作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一开始就有匡复汉室的雄心。这一点曾被曹操看破。《三国演义》第21回“煮酒论英雄”就讲了这个事情。曹操在与刘备讨论“当世英雄”时,指着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并且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但刘备后来虽然联吴抗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收复荆州四郡,之后又智取益州,领益州牧,进位汉中王,并于公元221年称帝,但他却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一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相对于魏吴,“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由此看来,说刘备“创业未半”并非在贬损刘备,而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问题在于,诸葛亮并未直说刘备于在公元223年死于白帝城,而是用了“中道崩殂”四个字。但诸葛亮在这里也是因袭传统、恪守传统。因为按照《礼记》的规定:诸侯死被称作薨,天子死被称作崩。刘备既然称帝,将他的死称作崩也就名正言顺了。

   到了近代,人们几乎不再沿用“崩”、“薨”这样的字眼了。这也叫做与时俱进。但是,许多人却并未因此而确立起生死一如的思想。例如,魏源就曾说过“《老》明生而释明死”。[②]魏源(1794—1857)是我们湖南人,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革新派。人们一谈起清末启蒙思想家,就会想到龚自珍,想起龚自珍的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sou),不拘一格降人才。”[③]但魏源的革新理论和革新实践一点也不逊于龚自珍。而且,就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这一点论,与龚自珍相比,他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被视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他之“师夷制夷”的思想对后世的洋务运动和革新运动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但他对生死一如似乎还缺乏深刻的体认。在魏源看来,道家道教与佛家佛教不同,前者重生,后者重死。这就说明,魏源虽然皈依佛门,但对佛教生死一如的思想理解得还不到位。诚然,在生死问题上,道家道教与佛家佛教有所区别,但它们也有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这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蕴含有生死一如的思想。佛家佛教固然重死,但它也同样重生。因为它之所以重死,其根本用意在于叫人“戒定慧”,叫人“八正道”。道家道教也是如此,它虽然重生,但它也同样重死。《道德经》中就有“死而不亡者寿”的说法。[④]而其所谓“羽化登仙”即既内蕴有生也内蕴有死。

   我们要超越前人,超越魏源,就当进一步树立生死一如的思想,看到生死的内在关联性和内在统一性。早在17世纪,德国马德堡城市曾经举行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实验,这就是马德堡半球实验。当时的马德堡市长为了确证大气压的存在,在马德堡市郊区做了一次科学实验。他先是让人用黄铜制作了两个直径约为37厘米的半球,并将这两个半球合在一起,然后,在球的两边拴上马来拉这个球。最初,他用8匹马拉,结果不管这8匹马怎样用力,却总是拉不开。最后,他用16匹马拉,终于将球拉开了。当年进行试验的这两个半球现在还保存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中。实际上,生与死也就像我们生存活动中的两个半球一样,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内在关联性虽然并不具有那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的必然性,但却具有显而易见的道德的必然性。我们在本讲演中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道德的必然性。

  

   二、死亡与人生的远程筹划

   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这就是:“死亡与人生的远程筹划”。

   生死一如鲜明地表现在人生的远程筹划上。我们所谓人生的远程筹划,所意指的是一个人对其一生的一种战略性、整体性或总体性的筹划。这样的筹划对于人生至关紧要。《中庸》讲:“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jia),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⑤]其意思是说:无论做什么事,要想取得成功,事先都应该有所筹划、有所准备,如果事先不进行筹划,不作任何准备,便势必遭致失败。说话如果事先有所筹划和准备,就不会中断;做事如果事先有所筹划和准备,就不会受挫;行动之前如果有所筹划和准备,就不会后悔;出门前如果事先有所筹划和准备,就不会走投无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孙子也十分强调谋略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曾经说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⑥]其意思是说:上等的用兵之道是凭借谋略取得胜利,其次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人,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样,人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生的筹划。毋庸讳言,人们之间的天赋在生存竞争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个人天生有一个好歌喉,他作为一个歌手便势必胜人一筹。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天赋都是相差无几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生筹划就成了人生成功的根本法宝。下面,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先说楚汉之争这个例子。所谓楚汉之争,如所周知,其所意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长达4年之久的战争(公元前206—前202)。在楚汉之争初期,项羽拥兵40多万,而刘邦的兵力则不足10万。但到了最后,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而刘邦则在项羽死后不久即正式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其原因不是别的,正在于他们的人生筹划。因为就项羽而论,他的终极目的不在于统一天下,而在于恢复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他自己也仅仅满足于当他的西楚霸王。相反,刘邦尽管当初兵力不足,但他却志向高远,一心恢复中央集权制度,从而不满足于当他的汉中王,而志在一统天下,重建新的中央王朝。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的命运完全是由他们两个人的最初筹划决定的。下面,我们再谈谈苏洵这个文学家的例子。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中有苏洵、苏轼、苏澈三个,号称三苏。其中,苏洵天赋并不特别高,他又贪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至27岁,他才立下大志向,发奋读书,终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仅自己成了散文大师,还一手培养了两个文学大家。一如欧阳修在他的《墓志铭》中所说:“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如果苏洵27岁时不立志,他就很难取得他后来的文学成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也很难培养出苏轼和苏澈这样两个文学大家。由此看来,人生的筹划和决断,特别是人生的远程筹划,对于我们的成功人生实在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问题在于进行人生的远程筹划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所谓人生的远程筹划是一个人对其一生的一种战略性、整体性或总体性的筹划。换言之,这样一种筹划是一种包括人生各个阶段在内的筹划,是一种包括人生中年、老年乃至其生命终点在内的长时段的筹划。然而,就人生的现实状态而言,他却总是生存于当下或现在的状态之中,总是处于一种“eternal now”之中。人生的过去是过去的当下状态或现在状态的一种集合,人生的将来状态则是将来的当下状态或现在状态的集合,人的一生因此也就是无数个当下状态或现在状态的集合。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一生作出战略性、整体性或总体性的筹划,我们就必须不仅对我们自己的现在和过去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确知,而且还需要对我们的将来乃至对于我们人生的终点有一种比较恰当的确知,从而我们也就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生有一个战略性、整体性或总体性的确知。换言之,一旦我们打算给我们自己一生进行远程筹划,我们就必须给我们自己设计出一份“讣告”、设计出一篇“墓志铭”来。但既然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当下的状态或现在的状态,我们何以能够对于自己的将来有一种确知?何以能够对于自己生命的终点有一种确知?何以能够对于自己的一生有一种整体性的确知?既然当我们20岁、30岁或40岁时,对我们的一生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现实的经历和认识,我们又何以能够对我们的一生进行远程设计或筹划呢?

其次,即使我们将人的死亡理解成一种自然事件,我们也同样不可能对自己的死亡和自己生命的整体有一种确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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